2026年，1270万毕业生的“天崩开局”，离校后的毕业生还能去哪？

1270万毕业生走出校门，真的是一场“天崩开局”吗？文凭越来越难换来一份体面的工作，离校后的年轻人该往哪里走？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，很多人说这是“天崩开局”。可是看看前两年：2024年是1179万，2025年是1220万。 毕业生人数已经连续二十多年创新高，如果一件事年年都被称为“史上最难”，它其实已经算不上难了，而是社会的常态。 不过，难的感受确实存在。今年春招，杭州一家制造企业招100个技术岗，收到了近10万份简历，录取率只有千分之一。官方数据里，就业落实率常年在80%以上。可很多应届生的感受是，简历投出去就没了回音。 统计数字和个人感受差这么多，说明问题不只是毕业生太多。所以，一直围着1270万这个数字争论，意义不大，数字本身解决不了问题。 更值得问的是：大学学历为什么越来越不管用了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先得弄清楚一个常被提起、却很少被真正理解的概念：人口红利。 很多人以为，人口红利就是人多、劳动力便宜。这个理解错得很厉害。如果人多就有红利，印度人口比中国还多，平均年龄更年轻，红利应该更大。 可现实是，印度年轻人的失业率长期在20%以上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几十年没什么变化。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高，也照样经历了“失去的30年”。 人口红利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：廉价劳动力、全球产业转移的窗口期，以及能把劳动力有效组织起来的国家能力。三个条件都有，人多才能转化成实际价值。 上世纪90年代，欧美产业大规模外迁，需要找一个劳动力充足、土地便宜、规则宽松的地方来承接产能。当时中国正好有几亿年轻人，肯吃苦，想进工厂，想改善生活，于是接住了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。 红利不是人多带来的，而是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。这和买股票的道理一样，回报取决于时机，不取决于数量。 明白了这一点，大学扩招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。扩招大约从1999年前后开始，正好是中国准备加入WTO的时候。 决策层已经预见到制造业将迎来大爆发，也知道只靠流水线工人撑不起快速发展，还需要大量会计、文员、销售、工程师、程序员和懂外贸的人。扩招的实质，是批量培养能承接产业升级的白领。 这和古代科举批量培养官员是一个逻辑：科举不是为了让人有文化，而是为了让朝廷有官员；扩招也不是为了让人有学历，而是为了让经济有白领。国家根据产业需要定向培养人才，需求决定供给，这一点一直没变。 当年大学生有多抢手，数据很能说明问题。2001年，大学生只占城镇新增就业的11.9%，差不多每10个新岗位里才有1个由大学生填上。 岗位多，人才少，毕业生根本不用发愁找工作，常常还没毕业就有好几家单位来抢。但需求不会一直都有。 大约从2015年开始，几个吸纳白领的主要行业陆续到顶：制造业转向机器自动化，互联网大厂从扩张转为裁撤优化，房地产、教培、金融这几个最能容纳白领的行业也同时收紧。另一边，扩招的惯性还在，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。 上一届的几百万人还没找到工作，新一届的一千多万人又进入了就业市场。岗位在减少，人才供给在增加，社会焦虑就这样集中爆发了。 但根源并不是人多，而是产业升级的速度跟不上人才供给的增长，形成了结构性错配。这种错配最直接的结果，就是大家都去挤“稳定”的岗位。 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371.8万，平均98人争一个职位，报考人数首次超过了考研人数。市场上的白领岗位越来越难找，越来越多年轻人把体制内当成最后的退路，这条独木桥自然越来越挤。 也许有人会问，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及时缩减招生？道理不难懂，牵涉的问题却很多。 总不能为了让就业率好看，就剥夺别人上大学的机会，尤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。真正能调节的还是产业这一端：能不能加快升级，能不能创造更多高质量的新岗位。 只是产业升级需要时间，等待的这段时间，就是扩招要付出的代价。说到产业升级，很多人会想到AI、机器人、芯片和算力，然后觉得：既然以后AI要取代人，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了。 这个想法只对了一半。AI确实在改变就业市场，但学历贬值和AI的关系没那么大。 早在AI火起来之前十几年，学历就已经开始不值钱了，AI只是让慢性病变成了急性病。首先要明白，学历一直只是一种身份证明，而不是知识证明。 它说明你学过某些东西，不代表你掌握了具体技能。学历主要向雇主说明三件事：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智力水平，能不能守规矩、听安排，有没有基本的执行能力。 满足了这些，才能进入社会，在工作中接受进一步的系统训练。上过大学、又工作过几年的人大多知道，大学里教的很多东西本来就用不上，毕业时学到的技能可能已经过时了。 很多人毕业十年后做的工作，和当年的专业关系也不大。学历的价值主要就体现在那张证书上：它能说明你的下限在哪里，说明不了你的上限。 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被称为“天之骄子”，因为当时上大学的人不到同龄人的5%，属于稀缺人才。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